• <menu id="0coq0"><nav id="0coq0"></nav></menu>
    <menu id="0coq0"></menu>
    <tr id="0coq0"></tr>
  • 兴方学习网

    当前位置:主页首页 > 毕业论文 > 文化 > 社会文化 > >

    吕思睿丨符号学视角下的当代幸福研究:评《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

    来源::网络整理 | 作者:管理员 | 本文已影响

      2020年第2期 第 262 - 268 页

      

    吕思睿丨符号学视角下的当代幸福研究:评《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


      书名:《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化修辞

      作者:[英] 阿什利·弗劳利(Ashley Frawley)

      译者:谭光辉;李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

      ISBN:9787520142649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2020

      幸福感符号研究作为一个新课题,迄今尚未展开充分讨论。而英国学者阿什利·弗劳利(Ashley Frawley)的社会符号学著作《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化修辞》(书名原文:Semiotics of Happiness:Rhetoric Beginning of A Public Problem)作为学科前沿学术成果,为这片新领域开疆拓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1打破消费社会的幸;孟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自工业革命和19世纪革命以来,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毒性转移到了幸福上。幸福首先有了这种意识意义和意识功能,于是在内容上引起了严重后果:幸福要成为平等的神话媒介,那它就得是可测之物,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得出来的福利!保2000,p. 33)这就意味着,在资本疯狂扩张的消费时代,幸福常常成为可以看见的指数,来显示身在其中的人们是如何实现“平等”的。阿什利·弗劳利正是在消费时代的大背景下,通过统计、分析纸质新闻媒体有关幸福的文献,拨开重重迷雾,打破消费社会的幸;孟,向我们揭示幸福问题中所隐藏的修辞逻辑、话语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以及在“财富悖论”即“人们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感到快乐”(2019,p. 18)背后,显示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幸?梢员挥行Р饬,成为潜在的民间神话。阿什利·弗劳利对所谓的“幸福指数”一针见血地指出:“幸福指数成为所有现代社会问题的指标,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保╬. 22)

      阿什利·弗劳利着重强调幸福作为一个问题,引起了诸多发声者的关注,而他们的发声是具有“修辞性”的,因为幸福是个“有利可图的领域”。(p. 130)

      阿什利·弗劳利解释了他之所以选择报纸文献,即新闻媒体印刷文本作为数据搜集和分析的起点的原因:一是如果发声者希望与“大众”沟通,新闻媒体的报道至关重要;二是新闻媒体的报道给予了这些发声一定程度的可信度;三是新闻媒体的覆盖范围和潜在有效性意味着,无数发声者争相获取“最大可能的受众”,使媒体行为成为社会问题“市场”。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一书中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保2000,p. 33)媒介即讯息的说法表明了媒介的本质,麦克卢汉还说:“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因为任何媒体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 (p. 42)传播是一项系统性的活动,在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为因素、主观性的影响,造成传播活动传者和受众信息的不对称,而媒介的“修辞”效果即是通过符码来象征、传达其形而下的“能指”,掩盖或者深化某些意义,使受众更易于接受他们的观点。阿什利·弗劳利认为要深入研究幸福如何在新闻媒体中成功地问题化,纸质新闻媒体已然成为公共权威的主要发声者的切入点,从纸质新闻媒体身上可以了解到幸;坝锏闹饕卣骱徒,然后再对其他公共领域发声者的活动和发声进行考察,这就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理解方式。让·波德里亚“承认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确实是消费分析的一个基础特征!保2014, p. 130)认为“大众传播的这一技术程式造成了某一类非常具有强制性的信息:信息消费之信息,即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包装!保╬. 130)阿什利·弗劳利打开了发声者对“幸!蔽侍獾摹鞍啊,清晰地描述了“幸!背晌桓鑫侍馐巧缁峁菇ǖ慕峁赫缭谑榈那把灾,弗兰克·弗雷迪(FrankFuredi)所说的:“幸福成为一个问题,令人深感不安,它不断传达着这样一个观点——除非某些政策和治疗手段干预,我们就注定要陷入不幸福的状态!保2019,p. 1)

      这本作为关注当今热点社会问题的社会符号学著作,在符号活动与社会意义这一既庞杂繁芜又微妙难传的结合点上,阿什利·弗劳利通过解释新闻媒体提出幸福发声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发声者”的分析,符号修辞作用的精准把握,深度剖析了三个时间段中纸质新闻媒体呈现的大量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试图在非政治化的背景下帮助读者更广泛地理解社会问题的表现”(p. 37),展示了符号学的阐释力量。

      2打开媒介时代的话语盒子

      幸福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关于“幸!钡奶致塾衫匆丫,西方哲学对幸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人是趋利避害的, 人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快乐,苏格拉底强调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幸福是心灵的活动”,将幸福定义为“自给自足”,伊壁鸠鲁将快乐主义融入于他的幸福观,认为幸福始于快乐、终于快乐,构成了以至善为最终目标的快乐主义幸福观。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极度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大快乐”,近代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把快乐主义幸福观进一步发展为功利主义幸福观。大卫·休谟(David Hume)高度关注幸福所具有的超越性意义,提出“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都在于获得幸!,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幸福观认为实践是现实的人实现幸福的基础。阿什利·弗劳利说:“虽然人们习惯于把幸福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或者追溯到一些普遍的、永恒的人类探索,但我认为,目前对幸福的兴趣产生并不久!保2019,p. 17)“符号学资源与社会问题发声关联使用是最近才出现的!保╬. 16)因此,阿什利·弗劳利正是一个将幸福视作社会问题并以社会符号学来解读幸福的先驱者。正如谭光辉所言:“西方哲学史对幸福的讨论繁琐,基本上都在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内进行,但是都能在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解释。幸福感符号研究可以解决自我;侍,有助于找到自我的精神核心,完成自我重建!保2012)


    分享到: 更多

    更多关于“社会文化”的文章

    随机阅读TODAY'S FOCUS

    pc蛋蛋公众号